成名其实并不难，叔本华批评黑格尔，赫胥黎支持达尔文，关键是让牛人为你所用。
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，有一种叫做“行卷”的传统。这个做法是考生们会提前把自己写好的诗文投递给达官显贵，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牛人来拉近关系，增加自己考试成功的机会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很多人依然遵循着这种方式——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见人就发名片，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够认识一些有资源的人，从而在关键时刻获得他们的帮助。毕竟，即使未必能得到帮助，交到这些人的关系网，可能也会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。但如果我们只是从“结交牛人”这一点去理解人脉的话，恐怕就有些过于简单了。 那么，如何才能正确高效地“抱大腿”呢？首先来看叔本华和赫胥黎的例子。达尔文提出了演化论，而赫胥黎则是毫不犹豫地捍卫了这个理论。 如果将社会视作一个网络，那么每一个牛人就是这个网络中的超级节点，周围会形成一圈小节点。如果我们能够占据这些小节点，那么牛人对我们的印象以及是否愿意帮助我们，便不再是那么重要。真正重要的，反而是能够与牛人保持一定的联系，借此进入他们的圈子。比如，达尔文提出的演化论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，这无疑是一个超级节点。而这个超级节点周围，自然也会吸引到一批小节点，关键就是如何去发现并占据这些小节点。 有传闻称，达尔文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性格上也比较软弱，缺乏自信，尤其在提出“演化论”之后，内心常常感到极大的焦虑，甚至担心自己的理论会遭到社会的反对，最终导致自己死于非命，无法与妻子重逢。正是因为这种不自信，才让他在提出演化论的构思后，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其付诸实践。达尔文从环游世界归来，到真正撰写出《物种起源》，中间整整犹豫了二十多年。 然而，正是在达尔文如此纠结的过程中，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出现在了他的身边。他看到《物种起源》后，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，表示感谢并称赞该书为他所读过的最好的博物学著作，并承诺会坚定支持达尔文的理论，甚至愿意为了捍卫这一理论而付出生命。这个支持者，就是赫胥黎。 《物种起源》出版的第二年，牛津主教召开了一个反对演化论的大会。在会上，牛津主教质问赫胥黎：“难道你认为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吗？”赫胥黎毫不犹豫地反驳道：“我宁愿做猴子的后代，也不愿做一个以宗教偏见恐吓人的无知主教的后代。”赫胥黎的这番话坚定有力，表现出了他捍卫演化论的决心。此后，赫胥黎也因为激烈的辩护，赢得了“达尔文的斗犬”这一外号，历史永远记住了他。 从今天看来，我们回顾当年赫胥黎捍卫达尔文理论的这段历史，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。首先是，与牛人同行，我们其实也可以反过来帮助他们。其次，虽然赫胥黎在学术成就上无法与达尔文相比，但他在演化论的传播和影响力上，几乎与达尔文不分伯仲。 除了赫胥黎在达尔文身边的支持者地位外，中国也有类似的小节点。严复便是其中的一个。他通过翻译达尔文的演化论，写出了《天演论》，其中的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理念，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。这就是超级节点的强大之处，它能够影响周围的一系列小节点。正因为如此，与牛人建立联系，成为其身边的小节点，便能为自己带来无尽的机会和可能。 再从人脉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必仅仅依赖牛人的帮助。事实上，和牛人在一起的真正价值，可能并非是在于请求他们的帮助，而是在于我们能够占据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小节点。这些小节点可能带来新的投资机会，职业发展空间，甚至是与牛人相反的反向行动。最重要的，是通过一步步提升自己，逐渐成长为牛人，而不是单纯依赖牛人的支持。 如果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思考，人脉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正面的支持上，还能通过反面的作用产生影响。比如，在19世纪，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因其哲学思想吸引了大量追随者，影响力巨大。然而，在同一时期，柏林大学还有一个哲学家——叔本华，他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截然相反，公开批评黑格尔为“诡辩家”和“骗子”。叔本华故意在黑格尔讲课时选择在隔壁教室开课，试图与其一较高下。结果，黑格尔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，而叔本华的课则冷冷清清。最终，叔本华不得不离开柏林大学。 当时，很多人认为叔本华是失败者，但从今天的哲学史来看，叔本华反而“赢了”。他牢牢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小节点——黑格尔的批评者。如今，我们提到黑格尔时，必然会联想到叔本华，二者的对比成为了哲学史上的经典话题。 可见，一个人越是牛，他周围的小节点价值就越高。我们可以成为牛人的支持者、朋友、继承者，也可以是他的批评者或对手。而这些小节点，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，都会成为我们占据的重要位置。 因此，与牛人在一起的真正意义，并不在于一味讨好他们，争取他们的帮助，而在于我们能否占据他们身边可能出现的小节点。这些小节点可以带来投资机会，也可能是职场空缺，甚至是机会中的对立面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要不断努力，争取自己也能成为下一个牛人，而不是依附于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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